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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轮增长,藏在14亿人的真实生活任务里——重新发现养老、家庭、信任与在地文化的结构性红利

文科生 文科生 2026-08-12 16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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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Unsplash


当供给能力已经足够强,真正稀缺的就不再是更多商品,而是看见具体生活任务,并把生活问题转化为更好的答案

引言:真正值得担心的,不是中国人不消费,而是我们仍在用旧地图寻找新需求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问题是“有没有”。

有没有足够的粮食、住房、家电、汽车、道路、工厂、商场;有没有能够覆盖全国的供应链、物流网络、零售渠道和通信基础设施。

在那个时代,最有价值的企业,是能够把一种标准产品生产得更多、更快、更稳定,并送到更多人手中的企业;最有能力的地方政府,是能够招商引资、建设园区、扩大产能、组织生产的地方政府;最成功的品牌,是能够占据全国媒体、全国渠道和全国消费者心智的品牌。

今天,这套能力并没有失效。中国仍然需要先进制造、规模生产、基础设施、统一市场和高效率的供应链。但是,一个更深刻的变化已经发生:

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正在从“能不能生产出来”,转向“究竟应该为谁生产什么”

我们能够制造世界上绝大多数消费品,却仍然会遇到企业库存增加、价格竞争加剧、新品成功率不高、地方特产卖不出价值、消费者抱怨产品越来越多但真正适合自己的东西越来越少。

这不是简单的“需求不足”,也不是一句“消费降级”能够解释的。更准确地说,是过去那套识别、组织和满足需求的方法,开始跟不上中国社会本身的变化。

中国人没有突然失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们只是越来越不愿意为不属于自己的生活剧本付费;不愿意为悬浮的身份符号、重复的商品功能、平台制造的焦虑和企业自说自话的品牌溢价付费。

与此同时,他们正在为另一些事物支付更多的钱、时间与注意力:为父母更有尊严的晚年,为孩子更安全的成长,为忙碌家庭节省一小时,为一场真正属于本地人的比赛,为一段能够安放情绪的关系,为一个能够代表自我的小众爱好,为一部不再依赖西方评价体系的中国故事,也为一种“不需要处处提防”的可信交易关系。

因此,今天最需要建立的,不是一套关于“中国人为什么不消费”的悲观理论,而是一套能够解释:中国人的欲望正在从哪里撤出,又向哪里迁移;旧增长为什么失效,新增长如何从真实生活中重新生长。

这正是回顾大前研一和三浦展的意义。

大前研一与三浦展:一个看见“旧欲望发动机失灵”,一个看见“社会开始分化”

重新理解今天的中国,可以先回到两位日本社会观察者。

2015年,大前研一出版《低欲望社会》。他面对的是日本长期低增长之后的一种社会状态:人口减少、高龄化、年轻人对住房、汽车、大额负债以及传统成功模式的热情下降,企业和居民拥有相当规模的资产,却难以通过传统宏观刺激重新恢复过去那种旺盛的消费和投资欲望。

而三浦展更早从消费社会内部观察到了另一种变化。

2005年的《下流社会》,并不是简单讨论“贫困”。他真正关注的是,日本过去高度同质化的“中流社会”开始出现分化:不同年轻人在收入、职业、家庭、教育、社会参与和生活方式上越来越不同,人们不再沿着同一套社会成功模板生活。

到了2012年的《第四消费时代》,三浦展进一步将消费变化放进更长的社会周期中:消费单位从家庭走向个人,再进一步出现对关系、共享、地方和社会连接的重新重视。

把三者合在一起,会得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认识

大前研一看到的是:传统欲望发动机正在失灵。

三浦展看到的是:但社会并没有静止,而是在分化成越来越多不同的生活

一个站得更高,看宏观经济的体温

一个走得更近,看普通人究竟怎么过日子

两者相互辉映真正值得中国借鉴的,并不是“日本后来发生了什么”,而是一种观察经济的方法:

当房子、汽车、职业晋升、标准家庭和身份消费构成的旧欲望体系开始松动之后,不要立刻判断“人失去了欲望”。

更应该追问两个问题:人们不再为什么东西付钱?以及更重要的:他们开始为什么新的事情付钱?

这就是“低欲望”和“欲望迁移”的根本区别。这也是理解中国下一阶段增长的起点。

中国不能简单套用日本:相似的表象下面,是完全不同的经济社会底盘

中国确实正在面对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房地产调整、消费预期变化和传统增长动能转换。但中国不是另一个日本。中国至少具有五项不同于日本进入长期停滞时期的结构条件。

第一,中国仍然是一个超大规模、内部发展阶段高度多样化的市场。一线城市已经出现典型的后工业社会需求:时间稀缺、服务消费、精神消费、独居生活、养老照护和兴趣社群;大量县域和乡村仍然处于生活品质改善、基础服务完善和现代商业继续渗透的过程中。不同阶段并存不是负担,也意味着:同一种能力,可以在不同地区以不同形态持续创造增长

第二,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制造体系和极强的产品响应能力。过去的问题是生产不出来;现在的问题往往是生产得出来,却不知道哪一种具体需求值得被优先满足。

第三,中国的物流、支付、数字平台、高铁网络和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已经大幅降低了分散需求被组织起来的成本。地方产品可以进入全国,小众消费者可以跨地域聚集,城市服务也可以通过数字化被重新组织。2025年,县乡市场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达38.7%,说明中国消费并不是少数中心城市的单一故事。

第四,中国正在经历一种强烈的文化主体性回归。地方方言、地方赛事、地方饮食、中国游戏、中国动画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译,不再只是宣传概念,而是开始形成真实的购买、参与和传播行为。

第五,中国政府拥有将公共目标、产业能力和社会需求组织起来的制度条件。2025年发布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已经明确提出通过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优化消费环境增强消费意愿。这个表述非常重要:扩大内需不只是向居民发放购买旧商品的能力,也包括用新供给解决真实生活问题。

所以,中国真正需要借鉴日本的,不是结论,而是方法。不是急于宣布中国进入“低欲望社会”,而是像三浦展一样深入观察社会群体如何分化,像大前研一一样追问传统刺激政策为什么无法自动转化为真实需求。然后给出属于中国自己的回答。

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不是简单的消费降级,而是四次价值重排

今天的许多商业误判,都源于把所有变化统称为“消费降级”。瑞幸、蜜雪冰城、折扣零售增长,于是被解释为消费者没钱了;胖东来、山姆受到欢迎,又被解释为消费升级;泡泡玛特、宠物和游戏增长,则被归为情绪消费。这些解释都只看见了表面。更深层的变化,是四种价值正在重新排序。

第一重:从身份溢价转向生活效用

过去,消费者愿意为品牌所代表的社会身份支付显著溢价。国际品牌、豪华门店、大Logo、黄金地段和媒体曝光,共同构成一种“我是谁”的外部证明。今天,消费者并非完全拒绝品牌,而是要求品牌回答:它究竟改善了什么?为什么值得这个价格?它是否适合我当前的生活?它是否比替代方案更方便、更可信?没有广告和明星,它还剩下什么?

瑞幸的意义,不只是以较低价格出售咖啡,而是把咖啡从高溢价的城市身份仪式,改造成了稳定、便捷、可以高频复购的日常奖励。蜜雪冰城的意义,也不只是便宜,而是将低价消费从一种需要隐藏的窘迫,转化为可以公开表达、共同玩梗和自我认同的选择。这意味着未来最大的消费中盘,不一定是“最低价”,而是:

可负担的品质日常。

它既不是奢侈,也不是将就。它要求商品和服务在稳定品质、清晰价格、方便获得、情绪友好和不制造羞耻之间取得平衡。

第二重:从占有商品转向完成任务

企业按照品类理解市场,消费者按照生活理解世界。消费者并没有“购买酱油”的天然任务。他可能是下班很晚、厨房狭小、只想快速做一顿不太不健康的晚饭;可能是节日招待亲友,希望第一次尝试一道复杂菜却不翻车;也可能是在减脂期,希望清淡食材仍然拥有满足感。

在某调味品品牌的消费者洞察项目中,研究不是从酱油、蚝油和辣酱的品类份额出发,而是从夜宵、租房烹饪、家庭餐桌、减脂餐与亲友招待等需求空间和待办任务入手,处理了超过925万条真实消费者表达,并进一步区分“现有产品更优”“市场尚无现成产品、消费者正在自制”等创新路径。这类研究说明:

真正的新市场,往往不是一个尚未出现的商品,而是一个长期存在、却仍需消费者自己拼装解决的任务。

当消费者开始自制、改造、跨品类替代,企业就应该警觉。这不是“非专业消费者瞎折腾”,而是需求已经强到足以让人承担额外劳动,却尚未被正式供给承接。

第三重:从购买物质转向购买时间、关系与确定性

家庭结构变化正在重新定义经济活动。过去,许多劳动由家庭内部免费完成:老人由子女照顾;孩子由亲属接送;饭菜由家庭成员制作;家务、维修、采购和家庭事务由家人分工。当家庭规模缩小、代际分居、女性劳动参与持续、工作时间与通勤压力增加,这些过去不被计入市场的劳动开始外部化。

因此,中国下一阶段增长的重要来源,并不只是增加更多物品,而是减少生活摩擦:帮助一个家庭节省一小时;帮助异地子女完成一次可靠陪诊;帮助老人继续独立出行;帮助父母减少信息验证;帮助消费者在复杂商品中做出可信选择。2026年上半年,中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明显快于商品零售;旅游咨询租赁服务和文体休闲服务均实现两位数增长。这些数据不能证明所有服务行业都会成功,但说明消费重心正在从单纯购买商品,逐步扩展到体验、服务和生活解决方案。

服务消费的本质,不只是“享受”。更大量的服务消费,是把家庭内部低效率、高压力、难协调的任务,转化为可信任、可标准化的社会供给。

第四重:从中心定义转向真实生活自我定义

过去中国人的现代生活想象,往往由少数中心城市、国际品牌、主流媒体和专业精英定义。什么是高级,什么是时尚,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值得购买的生活方式,具有非常明确的中心标准。今天,文化定义权正在向地方、社群圈层和普通人下沉

方言重新流行,地方美食重新获得尊严,地方赛事吸引全城参与,年轻人愿意公开展示小众爱好,“土味”不再天然意味着落后,传统文化也不再只能出现在博物馆和教科书中。《哪吒》和《黑神话:悟空》的意义,不只是国产作品成功,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被转译为当代人能够参与、沉浸、娱乐、讨论和再创造的世界。这意味着:

中国文化从“被展示的遗产”,转向“能够被使用的生活资源”

当文化能够被使用,它就不再只是宣传事业,也会生长出内容、游戏、文旅、教育、设计、消费品和公共生活的新产业。

社交媒体时代最根本的不可逆变化:社会第一次拥有了实时表达需求的能力

理解中国的结构性增长,必须把社交媒体放在正确的位置。社交媒体不是又一个广告渠道。它真正改变的是需求形成的社会机制。

在工业时代,企业看到消费者的路径大致是:消费者生活发生变化,销售人员偶然观察到,信息层层上报,企业组织调研,研究公司设计问卷,管理层形成判断,产品部门开始研发。这个过程缓慢、昂贵,而且大量需求在层级传递中被过滤。

社交媒体出现以后,普通人开始持续记录:我住在哪里;我遇到了什么麻烦;我如何临时解决;我为什么退货;我认为哪种方案更好;我愿意为什么排队和复购。

一个洗护品类的洞察项目从100万条纯消费者文本中,将日常洗护拆解为对象、场景、需求、解决方案与消费者认知,并识别出30类需求和71类待办任务。诸如回南天床品难干、租房没有阳台、宠物掉毛、新中式服饰和功能面料难护理等微小问题,正是社会结构变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投影。

某冷饮品牌的项目则进一步表明,消费者已经不只是表达口味,而会形成“薄荷脑袋”“脆脆控”等身份语言;奶茶用户可能因为追求同一种清凉体验迁移到冰品;产品是否有可拍摄的断面、可传播的声音和可以分享的形态,也开始反向影响产品设计。

因此,社交媒体带来了五个不可逆变化:1,普通人从被研究对象变成社会传感器。2,需求不再全部由企业命名,而由人群自下而上形成语言。3,原本分散的小众需求可以跨地域聚集。4,消费者不再忠于品类,而会围绕同一任务跨品类迁移。5,产品、内容、用户反馈和研发开始形成实时循环。

即使未来某一个平台衰落,这种社会能力也不会消失。人们已经习惯表达、比较、寻找同类、公开验证和参与产品意义的共同定义。它只会迁移到新的平台社区和AI入口。所以,社交媒体时代的根本红利,不是更多曝光,而是:

真实需求第一次可以被连续感知。

最值得关注的八个中国结构性变迁红利

真正的结构性机会,不需要先做一份包罗万象的行业报告。它首先应该符合常识:进入这种生活状态的人越来越多;同一个问题反复发生;人们已经为解决它付出钱、时间、距离或额外劳动;现有供给仍然不好;中国已经具备改善它的能力。沿着这五个条件,中国至少存在八类值得长期关注的结构性红利。

红利一:从“养老商品”转向“老年生活主权”

2025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2338亿,占总人口23%;其中大量60—64岁的低龄老人仍然健康,并具有较强社会参与意愿。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7.89%,家庭代际在空间上的分离也更加普遍。

因此,银发经济最大的误区,是把所有老人视为同一种“养老人群”。老人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写着“老年专用”的商品,而是尽可能长时间保持:独立移动;自主决策;熟悉社交;家庭联系;身体能力;生活尊严。

增长机会由此产生:适老出行、家庭照护协调、居家安全、社区餐食、康复辅具、低龄银发运动、兴趣教育、旅居、数字协助、分级护理和可信养老服务。判断这些机会是否真实,不需要先计算数万亿元市场规模。先看几个常识指标:优质服务是否需要排队;家庭是否愿意跨区选择;子女是否持续支付;服务是否能够减少老人对家人的依赖;老人是否愿意复购,而不是被动接受。

银发经济的目标,不是把老人变成一个巨大的消费标签,而是:延长每个人拥有生活主权的时间。

红利二:家庭劳动外部化

中国家庭正在变小,家庭成员之间的物理距离正在增加,家庭时间变得更加昂贵。大量增长会从一个简单的经济关系中产生:当外包一项家庭任务的价格低于家庭成员完成它所付出的时间和协调成本,服务市场便开始形成。

这个市场包括:家庭餐桌解决方案;家政、维修和收纳;儿童与老人接送;陪诊和康复;宠物照护;家庭采购;家庭事务协调工具。这里最大的商业机会,不一定是建立一个包揽一切的大平台,而可能是把某一个具体任务做到高度可信。例如,不是泛泛提供“养老服务”,而是帮助异地子女完成一次有过程记录、有人负责、结果透明的陪诊。不是泛泛售卖“预制菜”,而是帮助一个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在二十分钟内完成一顿低盐、口味兼容、食材可信的晚餐。家庭服务的核心资产不是流量,而是责任。

红利三:可负担的品质日常

消费不是简单地升级或降级,而是在重新寻找合理价格。今天最有生命力的市场,往往位于两个极端之间:一端是高价身份消费,一端是牺牲质量的最低价消费。中间存在一个庞大但被低估的市场:价格可以长期承担;品质基本稳定;获得足够方便;不需要复杂比较;不制造身份羞耻;能够形成日常习惯。

这个市场可以从咖啡、茶饮扩展到:早餐和家庭餐;运动和健康;基础服装;日常护理;旅行住宿;兴趣课程;家庭服务。所谓中产消费模式的变化,不是中产不再追求好生活,而是:中产开始更严格地区分“真实品质”与“叙事溢价”。能够提供证据充分、价格透明、没有过度包装的品质供给,将拥有长期机会。

红利四:信任成为最稀缺的商业基础设施

商品丰富之后,消费者最大的负担不再是找不到商品,而是不知道:评价是否真实;产品是否安全;服务是否负责;价格是否公平;出现问题后谁来承担责任。信息成本下降,并没有自动消灭决策成本。恰恰相反,当信息数量无限增加,验证成本会越来越高。

因此,未来一批最有价值的商业组织,会帮助消费者降低验证成本。会员店、区域零售商、专业买手、社区服务者、高信任品牌以及未来能够承担责任的AI助手,本质上都在提供一种服务:我替你筛选,并且愿意为筛选结果承担声誉或经济责任。胖东来受到关注,不只是因为服务细致,而是它让消费者感受到一种罕见的交易安全:不需要时时怀疑,不必处处博弈,出了问题有人处理。这种高信任供给在食品、养老、医疗、家政、儿童用品、汽车服务和地方零售中,都具有巨大空间。

红利五:从城市空间建设转向地方公共生活

中国过去的城市化,主要完成了人的空间聚集。下一步需要解决的,是人的社会连接。住在同一个小区并不等于形成社区;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也不等于拥有共同体。

村超、地方联赛、龙舟、跑团、骑行、市集和地方节庆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们创造了:共同议题;重复见面;地方荣誉;群体参与;本地商户的共同收益

这类活动不能只被当作文旅流量工程。它们真正的价值,是建设城市和县域的社会基础设施。一场好的地方赛事,不只是卖门票,而会形成餐饮、酒饮、住宿、交通、城市IP、志愿服务和社区关系的共同网络。对地方政府而言,这是一种新的治理与发展命题:城镇化的下一阶段,不只是建设更多物理空间,而是建设能够让人产生归属感的公共生活。

红利六:地方文化与在地供给复兴

在全国统一市场和现代供应链建立以后,地方文化反而获得了新的商业条件。过去地方品牌难以发展,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地方文化没有价值,而是质量不稳定、物流不完善、市场半径有限。如今,这些基础问题大幅改善,地方差异重新成为稀缺性来源:地方口味;方言;节庆;水土风味;城市记忆;地方人物;在地服务。

地方啤酒、地方餐饮、城市礼物、区域赛事和地方零售,都可能重新获得成长空间。但在地化不是把方言印在包装上,也不是猎奇式展示民俗。真正的在地品牌必须同时拥有:现代品质标准+地方真实生活+持续的本地关系。全国统一市场与地方差异并不冲突。后台应更加统一、高效、标准;前台则可以更加地方化、多样化、有温度。

红利七:中国文化的现代进入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过去常以三种形式存在:教科书、博物馆和庆典。未来真正能够创造增长的文化产品,必须允许人们“进入”。《黑神话:悟空》让玩家不是观看传统故事,而是通过行动进入神话世界;优秀的国产动画也不只是重现古代符号,而是用现代人的情绪重新解释传统角色。

这种“可进入化”将创造新的产业:游戏与动画;沉浸式文旅;数字博物馆;城市探索;非遗现代设计;儿童文化内容;传统节日的新型仪式;地方历史的互动体验。文化自信不是简单地购买国货。真正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国人能够用自己的经验、语言和工业能力,定义什么是值得投入时间与金钱的世界。

红利八:AI让小组织第一次拥有大企业级专业能力

AI最值得关注的近期影响,不是“无人企业”,而是专业能力价格快速下降。过去,一个中小企业要建立完整市场能力,需要承担:消费者研究;数据分析;产品定义;内容生产;媒介策划;销售培训;经营复盘。这套团队成本很高,且知识大量停留在少数人的大脑中。

AI并不能自动产生正确战略,但可以降低搜索、整理、分析、生成和知识调用的成本。在洗护、调味品和冷饮等领域的多个消费者洞察项目中,已经可以看到一种可能:从真实UGC中剥离商业传播和水军内容,将碎片语义还原到场景和待办任务,再识别自制、搜索、跨品类迁移、购买意图等信号,最终转化为产品创新和沟通方向。

AI真正的普惠价值,是让一个地方产业集群、区域品牌或中小企业,也有机会拥有一套持续感知真实需求的“外部市场部”。这可能是未来最重要的生产性服务之一。

政策制定者需要形成的新共识:扩大内需首先是扩大真实需求被回应的能力

传统的扩大内需,容易被理解为让消费者购买更多已有商品。这当然重要,但不足以支撑长期转型。真正可持续的扩大内需,是减少居民不敢消费、不能消费、不方便消费和不知道如何消费的障碍,同时组织新供给解决此前没有被充分解决的问题。这意味着公共政策需要完成三个转向。

从补贴商品,转向投资于人

生育、养老、医疗、教育、就业和住房的不确定性,会直接影响居民消费行为。因此,消费政策与民生政策不是两件事。降低家庭照护负担、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改善居民收入预期,本身就是扩大消费能力。

从产业目录,转向真实任务目录

地方政府过去习惯绘制产业链图谱:本地有什么工厂、什么原料、什么产能、缺什么项目。未来还需要一张需求侧图谱:本地以及全国哪些人群正在变化;他们出现了什么高频任务;哪些任务已有支付行为;本地产业可以承接哪一部分;哪些公共服务需要政府先建设基础条件。招商引资不能只问“哪个行业热门”,还应问:

我们这座城市、这个产业集群,能够为哪一类人的哪一种新生活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从建设商业设施,转向建设需求基础设施

商场、园区和平台是供给设施。需求基础设施则包括:真实生活的持续感知;服务标准;信用体系;质量认证;知识产权保护;小规模试验场;公共数据;社区场景;创新采购机制。政府不应替企业决定每一件产品,但可以让真实需求更容易被看见,让创新供给更容易被测试,让优秀企业不被抄袭和低价内卷迅速淘汰。

地方政策制定者的新命题:不要只寻找下一个大产业,要寻找本地最有能力解决的真实问题

过去地方经济的发展路径,往往是寻找一个足够大的产业,然后建设园区、引入龙头、扩大投资。这条路径仍然适用于许多先进制造领域。但在消费和服务经济中,真正的机会往往从小问题开始。一个地方可以从五个常识问题出发

1. 本地居民和全国消费者正在反复为什么事情付钱?

2. 有什么需求需要排队、跨城、自制或者依靠非正规渠道解决?

3. 本地有什么产业能力、文化资源、服务网络是其他地方难以复制的?

4. 怎样用一个社区、一条街、一次赛事或一组门店先做小规模验证?

5. 验证成功后,怎样通过统一标准和全国市场放大?

地方发展不一定从建设一个千亿产业开始。它可能从:一种适合老年人的出行方案;一套地方家庭餐桌产品;一个具有市民参与度的地方赛事;一种地方风味的现代商品;一个高信任社区服务网络;逐步生长出来。新的地方竞争力,不只是生产成本和土地价格,而是:

对真实生活的理解深度,以及将生活问题转化为产业机会的能力。

创新企业家的新雄心:不做“又一个”,而要为新生活创造“第一个”

中国企业不缺制造能力,也不缺快速模仿能力。真正稀缺的是定义能力。企业最容易陷入的路径,是看到一个品类增长后迅速跟进:别人卖咖啡,我也卖咖啡;别人做国潮,我也加传统元素;别人做宠物,我也推出宠物SKU;别人谈银发,我也把包装字体放大。这样的创新无法创造长期价值。

真正的创新,需要回答四个问题:哪一类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什么任务反复出现?他们现在怎样勉强解决?我能否让结果明显更好?

在某冷饮品牌的项目中,用户对薄荷体验的追求并不局限于某个奶茶品类,而会迁移到冰淇淋;对“脆”的需求也不只是口感,而与声音、即时反馈、拍摄断面和社交表达结合。这说明真正的产品创新,不是把几个流行元素机械组合,而是理解:

消费者究竟雇佣这个产品完成什么任务。

中国下一代伟大品牌,未必首先以一个传统品类定义自己。它可能是:中国家庭餐桌解决方案;银发独立生活服务;在地公共生活运营者;高信任家庭服务品牌;中国文化互动体验平台;中小企业AI增长能力提供者。企业雄心不应只是成为已有赛道第一名。更大的雄心是:

「为中国人的新生活,创造一个过去不存在的品类。」

行业主管与协会的新责任:从维护既有行业边界,转向保护跨界创新

结构性需求通常跨越现有部门和行业。家庭照护横跨养老、医疗、家政、社区和保险;地方赛事横跨体育、文化、商务、文旅与城市治理;适老出行横跨汽车、交通、养老与公共安全;中国文化IP横跨内容、游戏、文旅、教育和消费品。如果治理仍然完全按照旧行业边界运行,新的供给很容易无处落地。

行业主管部门和协会应当承担三项新功能。一是建立跨行业需求研究,而不只是统计本行业产量和销售额。二是为新型服务建立基础标准、责任边界和消费者保护机制。三是保护真正的产品创新,避免新概念一出现便被供应链快速复制,最终重新陷入低价竞争。好的治理,不是替市场设计爆款,而是让真正解决问题的企业获得合理的创新窗口

如何脚踏实地寻找机会:100个现象,20个假设,3个实验

结构性增长研究不能重新变成宏大的学术工程。它应当像《经济学人》的巨无霸汉堡指数一样,寻找普通人能够理解的简单证据。我们不需要一开始就建立一个包含数百变量的模型。只需要持续观察:谁在付钱;谁在排队;谁在跨城;谁在自制;谁在复购;谁正在放弃旧选择。

社交媒体信号则可以按照五个层级判断:

说—找—做—买—复。

“说”是表达和抱怨;“找”是搜索、收藏、问价和求链接;“做”是自制、改造和跨品类替代;“买”是真实购买;“复”是复购、推荐和长期使用。

一级信号可以让我们大胆假设,只有交易和长期行为才能让我们小心下结论。

一个务实的研究计划,应当是:先找100个反常增长和高成本行为现象;从中提炼20个结构性假设;用同品比较、替代比较、前后比较和跨区比较进行验证;最后只选择3个机会开展8—12周的小型实验。每个实验只解决一个问题:

一个具体人群,在一个具体场景中,是否愿意为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持续付钱?

这比一百位专家讨论一百个宏大命题,更接近事实。

成为品牌强国的中国之道:从“匹配商品”走向“匹配意图”

中国从制造强国走向品牌强国,真正缺的已经不是更多品牌方法论的移植,而是一套建立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国消费者真实生活和数字时代新基础设施之上的品牌理论。

工业化时代的品牌,本质上解决的是“商品匹配”问题:企业先定义品类、产品与目标人群,再通过大众媒体建立认知,通过渠道完成分销。消费者更多是被研究、被触达、被说服的对象。由此形成了定位、心智占领、品牌资产和大传播等经典体系。

但社交媒体时代改变了这一前提。消费者已经从传播末端变成持续发声的主体。一个人的需求不再只是“25—35岁女性需要什么”,而是她在某个时间、地点、关系和情绪状态下,究竟想完成什么事情。抱怨、搜索、收藏、自制、替代、购买、复购,都在持续暴露真实意图。品牌也因此从企业单方面塑造的符号,逐渐变成消费者在真实生活中不断使用、评价、验证和再定义的社会共识。

所以,下一代品牌理论的核心单位不应再只是“人群×商品”,而应该是:

真实的人 × 真实的场景 × 真实的意图 × 可验证的价值。

过去的品牌竞争,是谁能把一个商品更有效地匹配给更多消费者;未来的品牌竞争,是谁能更早理解消费者正在发生什么,更准确识别其尚未被满足的意图,并持续组织产品、服务、内容和渠道去回应它。

AI的出现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变化。AI真正重要的意义,不只是降低内容生产成本,而是使企业第一次有可能持续读取海量真实语义,把分散的生活信号沉淀为组织认知,再将认知快速转化为产品定义、内容表达、渠道触达和经营实验。每一次用户反馈、销售结果和场景变化,又重新进入系统,形成下一轮判断。品牌由此获得一种过去难以实现的“智能复利”:

感知越多,理解越深;理解越深,匹配越准;匹配越准,反馈越丰富;反馈越丰富,组织越聪明。

这意味着,真正强大的品牌不再只是拥有更多广告预算,而是拥有更高的需求理解效率、意图匹配效率和信任积累效率。

中国拥有全球罕见的完整制造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丰富地方文化、活跃社交媒体生态和快速成熟的人工智能能力。下一阶段真正值得建立的,是一套属于中国自己的品牌理论:不是从“我要卖什么”出发,而是从“人正在怎样生活”出发;不是首先争夺注意力,而是首先理解意图;不是制造一次传播高潮,而是在一次次真实交付中沉淀信任。

从这个意义上说,品牌强国并不只是拥有更多世界500强品牌,而是中国企业开始具备一种新的能力:

从真实生活中定义需求,从真实生活中创造新品类,以AI持续提升认知效率,并用长期可信的供给回应人的真实意图。

「这可能正是中国从“制造世界需要的商品”,进一步走向“定义世界需要怎样的生活”的品牌强国之路。」

真正应该建立的,是一套“真实世界感知”能力

如果未来增长越来越藏在具体生活中,那么最重要的经济基础设施之一,将不再只是了解:

市场上卖了什么。

还要了解:人的生活发生了什么。

这需要持续观察四种“真实”。

真实人群

不是抽象的Z世代、新中产,而是:

正在异地照顾父母的35岁上班族。

真实场景

不是“家庭场景”,而是:

周三晚上九点,一个刚下班的人,要在20分钟内解决晚饭。

真实语义

不是品牌热度,而是人为什么抱怨、比较、求助和自制。

真实行动

不是点赞,而是:

搜索/自制/替代/购买/复购/等待和迁移。

真实人群

→真实场景→真实语义→真实行动→结构性需求→供给实验→经营结果

这应该成为理解需求的一条完整链条。

「数据」让我们看见。「AI」帮助我们理解。「人」决定什么值得做。

因为: 不是所有焦虑都应该商业化。不是所有流量都应该变现。不是所有需求都应该由市场承担。

数据 让我们看见。AI 帮助我们理解。人, 决定什么值得做。

信心在哪?不是假定一切都会增长,而是看见无数具体问题,仍等待更好的答案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信心,不能建立在对困难的回避上。人口结构、房地产调整、地方财政、企业利润、居民预期和国际环境,都是真实约束。但信心也不能只来自宏观口号。真正可持续的信心,来自对中国现实能力与真实需求之间巨大空间的认识。

中国有3亿多老年人,但适合不同健康状态和家庭结构的服务仍然不足;中国有数亿城市家庭,但家庭服务仍然分散、不透明和缺乏信任;中国拥有世界级制造业,却仍有大量产品不知道该为哪个具体任务而设计;中国拥有丰富地方文化,但许多地区仍然把文化理解为景区布置和节庆表演;中国拥有庞大的中小企业,却很少有能力负担系统的需求研究、产品定义和市场决策;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活跃的社交表达与数字生活,但大量真实需求仍被平台噪音、商业内容和部门边界遮蔽。

这些不是衰退的证明。它们是尚未被组织起来的增长空间。所谓结构性红利,并不是某个市场永远高速增长,而是:

「社会已经发生变化,旧供给仍然停留在过去,中间形成了可以被创新填补的时间窗口。」

从“世界工厂”走向“真实需求的定义者”

大前研一看见了传统欲望发动机的衰退。三浦展看见了中产社会内部的分化与生活方式变化。他们共同提醒我们:经济从来不只是生产和货币问题。当一个社会的人口、家庭、阶层、文化与生活理想发生变化,消费行为也必然发生变化。但中国不应停留在“低欲望”或“下流社会”的标签中。

中国真正值得提出的新命题是:

不是低欲望,而是欲望迁移;

不是消费降级,而是价值重排;

不是增长消失,而是增长进入了更具体的「真实生活任务」。

过去四十年,中国解决了“能够生产什么”的问题。未来真正决定竞争力的是能否回答:哪些人的生活正在改变?哪些需求还没有被看见?哪些问题值得优先解决?什么样的供给真正改善人的生活?谁能够承担责任,把它长期交付下去?

对于中央和政府部门,这是扩大内需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对于地方政策制定者,这是从生产型政府走向需求导向型产业治理的新能力。对于企业家,这是摆脱同质竞争、创造新市场的真正雄心。对于行业主管和协会,这是打破旧边界、保护创新和建立新规则的责任。对于整个社会,这是重新建立信心的一条现实道路。

信心不是相信所有旧事物都会恢复。

信心是相信:

中国社会每一次真实变化,都会产生新的生活任务;每一个长期未被解决的任务,都可能孕育新的产品、服务和组织;而中国,已经具备把这些真实需求转化为更好供给的产业基础、技术基础与社会基础。

当我们能够制造几乎一切,最重要的问题不再是还能制造多少。而是:

我们愿意为怎样的生活而制造。我们选择看见谁的需要。我们能否让每一个具体的人,在时代转型中拥有更多选择、更多尊严和更好的生活。

这就是中国下一阶段最值得期待的结构性增长。也是中国从生产优势走向需求定义优势,从世界工厂走向真实需求基础设施建设者的开始。

参考文献与数据来源:

[1] 大前研一,《低欲望社会:「大志なき時代」の新国富論》。

[2] 三浦展,《下流社会:新たな階層集団の出現》(光文社新書)。

[3] 于建勋:提振消费政策协同显效,消费市场实现扩容提质。国家统计局

[4]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中国证监会

[5] 王全众:消费市场规模扩大,消费新动能较快发展。国家统计局

[6] 2025年全国人口总量为140489万人,人口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国家统计局

[7] 宏原科技,《中国消费者真实世界需求洞察系列项目数据与项目经验(2014-2026)》,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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